肝癌是全球疾病负担最重的恶性肿瘤之一。据《柳叶刀》近期发布的肝癌负担报告预测，到2050年，全球肝癌新发病例将从2022年的87万例攀升至152万例，几乎翻倍。中国是全球肝癌高发国家，约占全球发病人数的45%。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，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，持续探索并逐步建立起从病因控制、早筛早诊到多学科精准治疗的肝癌全周期防控体系。

樊嘉（受访者供图）

作为中国肝癌防控体系构建的重要参与者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樊嘉在接受《医学科学报》记者采访时，系统回顾了中国肝癌防控的实践经验及防治历程，并且剖析未来防控趋势。

代谢性肝病相关肝癌防控是关键

“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们做肝癌调查时发现，肝癌病人绝大部分活不过3个月。”樊嘉表示，彼时诊断手段匮乏，B超、CT等尚未普及，诊断往往依赖肉眼观察典型症状如黄疸与腹水。

这无疑导致患者确诊时往往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面对极高的死亡率，国家高度重视，组织专家深入基层调查，并确定江苏启东、广西扶绥等为肝癌高发区，逐步摸清了我国肝癌高发的多重病因，分别为乙型肝炎病毒（HBV）感染、黄曲霉毒素污染、不洁饮水和微量元素硒缺乏等，这也为后续的综合干预提供了方向。

在科学认知基础上，我国逐步构建起肝癌综合防控体系。以启东模式为代表的肝癌干预策略，通过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、饮食结构调整、黄曲霉毒素控制、水源净化、硒营养补充及高危人群定期筛查等综合措施，极大降低了当地肝癌发病率。

“乙肝疫苗和肝癌早筛起到了关键作用。”樊嘉表示，自2002年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，据官方数据显示，我国新生儿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一直保持在90%以上，3针乙肝疫苗接种率一直保持在95%以上。这项举措显著降低了HBV感染率，从根本上抑制了病毒源性肝癌的发生。

樊嘉指出，乙肝疫苗的普及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，更体现了国家战略部署的前瞻性。当前30岁以下人群的肝癌发病率已明显下降，肝病人群逐渐从病毒性向代谢性肝病过渡。脂肪肝、糖尿病、肥胖等代谢异常正成为肝癌的新增风险来源。

“面对代谢性肝病相关肝癌逐渐增多的趋势，防控前置是关键。”樊嘉坦言，目前我国仍有70%~80%的肝癌患者确诊时处于中晚期，失去了最佳手术治疗时机。尽管手术仍是获得长期生存的最有效方式，但受限于肿瘤分期，许多患者无法受益于根治性治疗。因此，推动肝癌早筛体系建设，成为未来防控体系优化的核心所在。

肝癌越早发现，治愈率越高。近年来，我国通过多地针对肝癌的筛查，试点推动癌胚抗原检查联合B超的定期筛查。特别是针对HBV感染者等高危人群建立定期筛查机制，有效提高了早期发现率。

公开数据表明，我国癌症总体五年生存率逐年上升，从本世纪初的30.9%上升到2015年的40.5%，如今已经达到43.7%。樊嘉预测，未来25年，随着筛查能力增强，早期病例比例有望提高至60%以上，生存率提升至70%将成为可期目标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为持续推动国家层面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化建设，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17年首次发布《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》，此后每两年更新一次，同时发布《中国肝癌CNLC分期标准》，使肝癌治疗分期精准、路径清晰。

肝癌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

“过去，我们谈肝癌色变，现在即使比较晚期的肝癌病人，也有方法治疗。”樊嘉表示，治疗理念的转变是医学进步的重要体现。而今，即便是中晚期肝癌患者，也可以通过多学科联合治疗大幅延长生存期。

特别是随着精准医疗和免疫治疗技术的不断突破，中国肝癌治疗理念已从“治愈为主”向“长期生存”转变，逐步进入“慢病化”管理轨道。

目前，我国已形成手术、消融、介入、放疗、靶向药物、免疫治疗等多手段联合的综合治疗模式。多学科诊疗模式已在全国范围推广，推动肝胆外科、肿瘤科、影像科、介入科等协同合作，建立高效治疗体系。尤其是在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与转移防控方面，细胞免疫治疗、免疫抑制分子等创新药物逐步进入临床实践。医保政策方面，恩替卡韦、替诺福韦等抗HBV药物被纳入医保，显著减轻乙肝患者经济负担。

樊嘉指出，肝癌防控不能靠某一个部门或单一手段，而需政府支持、专家主导、公众参与三位一体。未来在全球范围推广中国经验，应重点聚焦三个方面：一是提升疫苗和药物可及性，如通过强制接种政策、仿制药引入等降低成本；二是防控前置，将代谢性肝病高危人群纳入筛查体系；三是加强多方合作，参考中国“医保+商保”双轨机制，弥补公共卫生短板。

樊嘉指出，肝癌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。中国在肝癌防治领域所取得的成绩，既是对本国人民健康的有力守护，也为全球肝癌防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、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化以及公共卫生策略的优化完善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肝癌这一凶险疾病将被逐步攻克，全球肝癌防治工作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。